胡键:“一带一路”为什么没有引发文明冲突-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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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一带一路”为什么没有引发文明冲突

2018-05-31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多来,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是在中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广泛支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亚国家的民众认识到“一带一路”对中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同时,中亚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宗教更是复杂,有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这可以说是所谓的“文明断层线”地带。按照亨廷顿的理论,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断层线发生的。如果不进行和加强跨文化交流,而把“一带一路”视为纯粹意义上的经济项目合作,那就有可能引发“文明断层线”上的文化冲突。

从这一点来看,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和中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产生了积极效果。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跨文化交流一直在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上海精神”强调“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里面,“尊重多样文明”是“谋求共同发展”的前提,而“尊重多样文明”正需要以跨文化交流和不同文明的对话为前提。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项目试点后,各界都注意到文化的重要性。跨文化交流能够消除隔阂、消除分歧、消除疑虑,因此不少人提出“文化走出去”的主张。“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当然不是用中国文化去同化其他国家的文化,也不是强行输出中国文化,但这个说法容易让相关地区和国家的民众产生误解。在此情形下,应该更多采用跨文化交流的说法。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文化“走出去”和“请进来”要同时进行。

■跨文化交流不是用中国的话语去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中国文化,而是通过对文化角色、文化时空、文化要素进行合理化且符合逻辑的“置换”,使之对中国文化产生积极的认知。当然,我方也同样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文化

■跨文化交流就是要在文化的撞击、认识、交流中,不断汲取对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并转化成为自己文化中的元素。这样的文化元素必然成为相关国家共同的文化,必然会促进相关国家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古丝绸之路因战争而起,却因文化而兴

“一带一路”理念源自于古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虽因战争而起却因文化而兴,最后促进了古丝绸之路相关地区的经济繁荣。

古丝绸之路源自于张骞的“凿空”之举。《史记》记载,汉建元期间,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部落遁逃,但对匈奴始终存有复仇之心。听说此事,大汉决定向大月氏派遣使者联合攻击匈奴。张骞被招募为使者,于公元前139年出陇西,但途中被匈奴抓获。虽然被扣押长达十年之久并在匈奴娶妻生子,但张骞“持汉节不失”,后寻机逃往大宛,最终抵达大月氏。

然而,此时的大月氏对匈奴已然没有复仇之心。于是,张骞返回大汉,经于阗、且末、鄯善,向东南经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盆地,欲从羌中道返回长安。但在鄯善一带,再次为匈奴所俘,又被迫在匈奴停留一年多,直至单于病故、匈奴内乱,才得以回到大汉。

汉武帝对匈奴展开第3次打击的同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设法联络乌孙等,联合打击匈奴。这一次的出使队伍更为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并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但是,张骞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当他们到达乌孙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

不过,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广泛联络各大势力。张骞回国后,乌孙还派出使者到长安,见汉朝人众富厚便回去报告,由此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大为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凿空”之后,大宛、大月氏、乌孙等与汉朝的往来日益密切,汉朝“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条枝、身毒等国。这条路线成为联系东西方之间最主要的陆上交通。

100多年后,班超以张骞为楷模,欲立功异域而欲万里封侯。在鄯善,他夜袭杀匈奴使者,“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鄯善最终归顺大汉。在于阗,斩杀巫首头,于阗王广德“大恐慌,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在疏勒,班超俘兜题,平疏勒。

班超在疏勒多年,与疏勒、于阗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大汉皇帝要班超返回中原之时,于阗国王和百姓皆放声大哭。班超见状,便毅然决定不回汉朝。公元80年,班超上书汉章帝,提出“以夷制夷”的策略,得到汉章帝的赞赏。从那时起,又经过30年的经略,最终平定西域50多个国家。

张骞的“凿空”和班超的经略,大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乃至南亚、西亚和更远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张骞的两次往返,不仅在西域传播了中原文化,而且把西域的文化带回中原,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班超稳定西域之后,西域文化及印度文化得以迅速传到东汉。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中国盛行。这与当时往来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人、学者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中国对佛教改造之后,它又返回去深深影响了印度的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印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和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众多的产品通过古丝绸之路(包括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原、西域、印度之间相互传播,大大促进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在积极的认知下,形成文化对话与融合

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积极认知,还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案例,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西方主要大国却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当时中国的外交家是怎样进行抵制的呢?顾维钧决定另辟蹊径来据理力争。他说,孔子是东方的圣人,出生在山东,山东就是中国的圣地。因此,如果要让中国让出山东,除非基督教、伊斯兰教让出耶路撒冷。

第二个案例,1954年,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间歇,代表团邀请各国代表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如果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了。这事上报给周恩来总理的时候,他在海报和邀请函上加了一句话“请欣赏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方的外交家也许不知道 《梁山伯与祝英台》,但肯定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通过熟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而对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充满了期待。

第三个案例,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共有6个候选城市。其中,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俄罗斯的莫斯科。中国以“城市”为主题来申办,最初并没有什么优势。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城市发展的困境更为突出。假若中国以自己城市的发展为内容来确定主题,很有可能没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中国以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作为主题演绎的起点,即“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中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下子打开了局面。

国际博览局的各国代表对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也许没什么具体的了解,但对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并不陌生。在西方城市化陷入各种“城市病”的情况下,他们特别希望看到城市化以及中国的发展究竟会给世界展示一种什么样的精彩。最终,上海击败竞争对手获得了主办权。

跨文化交流不是用中国的话语去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中国文化,而是通过对相关的文化角色、文化时空、文化要素进行合理化且符合逻辑的“置换”,使之对中国文化产生积极的认知。当然,我方也同样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文化。这样,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就是在积极的相互认知下形成文化对话与融合。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可谓一个典范。

从双边关系来看,中哈两国不仅是近邻,而且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从现实来看,中哈文化交流的成就可圈可点。据2016年至2017年的统计,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人数接近1.5万人,中国赴哈留学人数也超过1000人;包括“丝路剧场”、中哈互办旅游年、中哈暑期文化交流活动等都开展得非常顺利。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在全亚洲地区召开安全与信任的会议,并建立相应机制。以1993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专家组织会议为标志,“亚信会议”合作进程启动。到2002年6月“亚信会议”第一次峰会在阿拉木图成功举行,“亚信会议”进入机制化阶段。中国是“亚信会议”的成员国,并为亚洲安全与信任不断提供中国智慧。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文化交流还有诸多平台和通道。例如,上合组织大学目前由近80所大学组成,中方有20所大学参与;2014年建立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司法培训基地,既是公务员培训的基地,也是跨文化交流的平台;孔子学院,中亚五国有13所孔子学院,仅哈萨克斯坦一国就有5所。

中哈文化交流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是中哈双方在双边关系中坚持和平、合作、共赢、发展的原则,在多边框架中尤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中,坚持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上海精神”。

跨文化交流要避免文化自负、文化自卑

在此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深化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具体而言,应当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来看:

从内部来看,“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可称为2.0版。为什么这么说?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推行的对外开放是从4个特区开始的,然后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沿海沿江开放开发,进而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但是,当时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而且以“筑巢引凤”为主要形式,即引进外资来推进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这种对外开放取得了卓越成效,但内陆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而相对滞后于东南沿海地区。

“一带一路”也是中国从不平衡发展走向平衡发展的战略举措。开放程度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快,而开放程度低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结果,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现象,而且出现了地区二元现象。由此,不平衡发展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的提出是要推动解决中国内部发展问题,要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完善对外开放格局,来促进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从根本上消除发展的二元现象。

从对外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具体实践和抓手。今天,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历经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就是“统筹两个大局”的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是中国互利共赢外交的具体实践。特别是,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和历史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体现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就是通过互联互通把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使“中国奇迹”外溢,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赢发展。

当然,不管是内部的平衡发展还是外部共赢发展,都需要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尤其是,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基础,跨文化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具体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何一方来说,跨文化交流都要避免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

从文化角色来看,跨文化交流就是要从对方的角度引导对方来理解我方的文化;从文化时空来看,就是把双方、多方不同时空的文化进行空间和实践的重组,使对方更加容易理解我方的文化;从文化要素来看,就是把我方的文化要素与对方具有相似性的文化要素进行比较,使对方从自己文化要素的角度来理解我方的文化要素。

跨文化交流就是要在文化的撞击、认识、交流中,不断汲取对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并转化成为自己文化中的元素,从而使文化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元素。这样的文化元素必然成为相关国家共同的文化,必然会促进相关国家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主动汲取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成果的国家,才能够拥有持续成长的动力。(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胡键)

                                                                                                                                                                摘自:中国一带一路网